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昨天在记者会上说，病毒是从中国扩散到世界的。他说，对日本而言，美国是日本唯一的同盟国，共享基本价值观，日本与美国因应各种国际间的课题合作。他同时说中国在世界上是极为重要的国家，国际社会所希冀的是日本、中国都能对区域的和平、安定、繁荣做出负责任的因应，期待中国能这么做。

很明显，在记者要安倍在中美之间站队时，安倍更多考虑了美国人的耳朵和感受。不过与此同时，他没有刻意刺激中国人，尤其是观察家们都注意到，在谈到病毒时，他使用了一个模糊的词，表示病毒是从中国“扩散”到世界的，并没有强调病毒是在中国起源的。

要看到，日本是美国的盟国，日美同盟被视为日本外交的基轴，在中美之间发生冲突时，美国会压日本，日本在表态上照顾一点华盛顿的感受是难免的。这次在疫情问题上，总的来看日本的对华态度与澳大利亚还是有很大区别。澳公开站在美国一边，给美国当马前卒，替华盛顿张罗西方对中国的攻击，日本官员迄今没有学着美国宣扬对中国的所谓“追责”，与华盛顿的立场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目前中日中韩关系都在改善，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也在进行中，日本在推动中国领导人访日，这是区域关系的大背景。

对于日本有些屈服美国的压力说话，中国有必要采取这样的态度：在一定限度上给予包容，不苛求日本在中美对立时说中方更爱听的话；同时我们也要有底线，不能够放水，接受日本像澳大利亚那样表现。中美博弈会导致一些国家摇摆，中国既要有容量，又要讲原则，争取团结大多数国家，同时要让这种团结的过程不损害中国的重大利益。这是对美博弈的延伸。

据媒体报道，某大城市开始推进该市健康码的常态化，提出“一码知健”的设计思路，即通过集成电子病历、健康体检、生活方式管理的相关数据，在相关健康指标和健康码颜色的基础上，探索建立个人健康指数排行榜。相信这个想法有提高城市治理水平的善意，它对社会管理确实能提供更多便捷。但老胡同时认为，这一工作应充分考虑对公民个人隐私的保护，要防止健康码的常态化冲击个人隐私，坚决避免形成侵权。

健康码是应对新冠危机的紧急举措，公民的一些个人信息被记录其中，但由于它针对了抗疫的急迫需求，并且使用范围非常有限，因而总体上得到了公 众的配合与支持。在疫情严重和健康码被突出使用的那段时间，几乎没有听到过有关健康码的争议。

健康码常态化一定是要针对公共卫生危机，也就是新冠疫情的。由于抗疫正在常态化，有健康码常态化的客观需求。然而健康码的使用范围不应扩大，不应随意增加个人信息，相关数据要严禁企业以商业目的获取。

更重要的是，除了防控疫情，健康码不应被用于对个人进行“综合评价”，不得被用来甄别一个人在与传染病无关的方面是否健康，以此来对不同的人进行“分类”或者“评比”，因为那样做有导致歧视的巨大风险。

保护个人信息，包括保护个人隐私，这是中国法律的基本价值取向之一。通常情况下，国家对个人信息的采集和使用有着严格的规定和监管流程，为抗疫而采集个人信息也仅限于很狭窄的领域。法律、而且是宪 法不会支持健康码泛化，也就是说，要防止把抗疫的常态化变成采集使用个人信息常态化，将之用于一般性的社会治理，否则如果哪个地方那样做，可能面临非常深刻的法律和伦理争议。

从老百姓的角度说，除了与新冠疫情相关的情况，其他健康等信息都属于高度的隐私范畴。一个人是否心脏不好，血糖不正常，患癌症的风险高，或者染上了某种难以启齿的疾病，以及他的个人行踪，是完全有权利不对外公开的。一般的机构没有权力了解个人的健康情况，更不能把这些信息作为公共资源来随意使用。当然，如果有人、比如身体不好的老年人自愿接受健康码的追踪，属于例外情况。

因此，健康码常态化应该是完全针对抗击新冠疫情的，而不应扩大为城市综合治理的一种长期手段。希望有关某城市健康码常态化的报道里存在不准确的解读，它并非该城市的本意。老胡也诚恳希望，尊重个人隐私会是各地政府的治理自觉。有关新冠疫情的事情，需要绝对透明，其他的，还是要给公 众留下足够的私域空间，公权力切莫轻易打搅。这恰是社会长期稳定的基石之一。

中美关系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真是所有国人没有想到的。被世界上最发达的美国当成主要对手挤压，一些西方国家也被华盛顿不同程度地动员起来围攻中国，这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非常不好的感受。国内一些知识分子难免会想，美国对华态度颠覆性转变，这当中是否有中国的错？我们中国是否需要做出重大调整，以缓和中美关系？

不能不说，中美关系不断变坏是这两个大国互动的过程。双方互不信任，你一招我一式，紧张轮番升级。双方都能指出对方是两国关系恶化原因的理由，鸡生蛋，蛋生鸡，越往后越像是一笔糊涂账。

然而，不带主观情绪地客观看中美关系，我们可以列出以下最基本的事实：

第一，中国是崛起的发展中国家，至今没有形成能对美国发起实质性挑战的力量，我们也没有这样的意愿。

第二，美国对中国有战略疑虑，中国也有对本国愿景的各种表达。但是，中国对外关系的核心内容是商业。中国可以被描述为“海外军事扩张”的表现可以说微不足道。中国只是在与周边国家有领土争议的地区有一些活动，而且总体上是克制的，其证据是中国已经30多年没与周边国家发生军事冲突了。

第三，中国通过商业扩大影响力，这是个互利度非常高的过程，而且中国是在美国主导的多边贸易体系下这样做的。中国没有强行改变贸易规则，对美贸易顺差也是在这套规则之下，中国人用辛苦劳动积累起来的。

第四，中国与美西方政治制度不同，导致了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摩擦。但中国总体上不是个对外输出意识形态的国家，被西方指为中国的所谓“大外宣”的目的仅限于增加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的对华了解和好感，促进彼此关系的和谐，而完全不存在颠覆西方制度的企图。后一点可以说中国人连想都没想过。在双方的意识形态摩擦中，西方无疑是咄咄逼人的进攻方，中国是防守方。

第五，美国精英总有想要塑造中国的意愿，他们对中国近年来更加坚定自己的政治道路很恼火，其中也夹杂着他们对中国道路越来越成功可能冲击西方社会自信的担心。但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应断言是中国的错。毕竟，中国有在不干涉他国发展方式前提下走自己路的权利。

第六，美国特朗普政府发动对华贸易战，其做法确实是霸凌的。“美国优先”在世界范围内引起普遍反感，中国不是唯一的受害者。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华盛顿向中国甩锅则完全是白宫和共和党出于竞选目的采取的恶劣操作，是一种典型的国际流氓主义。

尽管不排除中方这几年在与美方强硬对华政策互动中有可以有进一步推敲的空间，但毫无疑问的是，这当中可以的调整不是中美关系走向的决定项。特朗普政府充斥了激进、狂妄的冷战思维，他们在战略上对华步步紧逼，中国事实上越来越无处可退。

我知道一些国人留恋过去的中美关系，其实我本人又何尝不是这样。良好的、或者以合作为主的中美关系对过去同样的中西关系起了基础作用，也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国际上的有利氛围。如果能够阻止中美关系的不断紧张，当然好。考虑到中美关系的恶化对中国社会内部保持宽松氛围不是个促进项，一些人有这种愿望就更是正常的了。

然而，现实很骨感。美国已经将中国定义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要它停止对中国的战略打压，价码高得中国根本无法接受。其实，它要的是中国要停止发展壮大，并且确保采取类似于日本的对美态度，彻底消除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战略担心。比如在香港问题上，美国认为，中国应当只保留香港名义上的回归，允许亲美的香港极端政治力量上台，由美国来操纵香港事务。

所以说，中美关系紧张，说到底是中国成长起来后，中美关系的利益格局发生了嬗变。上世纪80年代，中国是美国对抗苏联可以借助的力量，之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可以为美提供廉价劳动服务，而今日中国让美国感受到的新关键词是竞争。美国的对华心态彻底变了，政策调整已难避免。

有鉴于此，我认为中国人最应当做的不是留恋过去，不是对已经发生的中美关系嬗变过程去做已无现实意义的各种假设，争论我们是否曾经有可能让中美关系下滑得慢一些、再慢一些。认为这种探讨会有助于把握未来的中美关系，其实这还是一步三回头的留恋。中美关系的场景已经变化，我们需要用新的智慧和定力去把握新的形势。

中美战略博弈会是个漫长过程，它将考验中国的内部团结。而要提高中国社会的凝聚力，包括知识精英在内的各路精英都需要真正参与进来，尽自己的一份贡献。精英们这个时候不能恋美国、怕美国，而要敢于站到与美国开展复杂博弈的一线，把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放在首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在是很多中国人需要重温这句话的时候了。

当然了，如何团结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政府也需要根据形势变化不断开展治理创新，有所作为。我们一定要排除一些人对因为中美斗争增多而中国社会可能变保守的担心，要在强化凝聚力的同时，创造更多有利于增加社会活力的条件，这是提升社会信心的关键方向之一，对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尤其至关重要。中国的强大必须包括更高的韧性，所有这些会让中国的耐力绵延不绝。

预算草案显示，中国今年军费计划增加6.6%。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都支持这一增长。因为人们看到美国的对华战略施压在增加，中国需要进一步巩固国防，抵御战略风险。

今年因为出了新冠疫情之灾，形势特殊，然而做出低于前年8.1%、去年7.5%的6.6%国防预算增幅，表明了中央政府对今年经济实现正增长是有信心的，尽管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今年不设GDP增长目标。

这个世界进入了冷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动荡时期，对美国近乎“翻脸”的战略打压，我们无论怎么应对都会利弊相兼，难言完美。然而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这个时候需要执政党和政府表现出领导力，需要全国人民高度团结，需要这个国家构建起对美长期博弈的耐力。

我们不能没完没了地说各种“假如”，不能怨天尤人，我们需要坚定地从现实出发，用我们的意志、力量和智慧瓦解从美国咋咋呼呼刮过来的黑压压的乌云。

星期四晚间的人大记者会上，发言人公布了一个涉及香港的重大信息：本次人大会议将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很显然，这不是基本法23条的香港自行立法，而是根据宪 法和基本法赋权，全国人大直接就香港的国家安全问题实施立法。

这是针对香港国家安全问题的重大立法行动，将根本解决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工具不足的情况，极大遏制内外一些势力利用香港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动，开辟香港形势的新局面。

众所周知，基本法23条规定香港特区自行推动国家安全立法，然而香港回归20几年，这项工作受到一些势力的各种阻挠，迟迟无法进行。全国人大现在根据宪 法和基本法赋权直接立法规制这一领域，是面对香港现实负责任的举措，是对法治应有题中之义的契合。

因为国家安全的漏洞，看看香港已经被内外恶势力搞成什么样子了。去年的香港连和平日子都被毁掉了，很多时候就像是欠发达社会的暴乱城市，街头店铺和地铁站被砸，道路被障碍物封锁，无辜的市民被打被烧，大学连一张平静的课桌都放不下，导致全球排名急降。该是让这一切结束的时候了。

全国人大版的香港国安法是保住“一国两制”的关键出手。一些香港反对派和支持他们的西方舆论在第一时间宣扬“一国两制”因为这部安全法“死了”，而真实的情形正相反，这部法律是为“一国两制”做出的决定性输氧，它将确保外部恶势力对香港事务的插手被有力钳制，让香港内部极端反对派收敛破坏性行为，从而将“一国两制”所急需的平稳内部环境在香港得以重建。

总有极端分子想把香港这部列车开歪，让它驶向美国等外部势力的怀抱。极端反对派和美西方势力试图打造 反中央和反真正“一国两制”的价值体系，由他们来阐释什么叫“一国两制”，什么叫香港的民 主与自 由。他们在过去一段时间把香港舆论搞得乌烟瘴气，是非被严重颠倒，以至于连蔑视法律的暴力都被贴上了“正义”的标签。

国家安全这顶大伞之下必然包括香港安全，二者是浑然一体的。香港急需打上国家安全这个“补丁”，以让自己成为有自我保护能力，不被外部势力滥用为攻击中国的桥头堡。香港需要从中美政治紧张的焦点位置淡出，重新成为和平安宁的城市，恢复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活力和风采。

建立起国家安全的这道屏障，香港的特别行政区地位将更加巩固，其独特政治制度将得到更加正常的维护，而不会被国际风云劫持，香港内部的一些政治野心家也将更难毒化香港的氛围。香港的资本主义将更多呈现其与发达社会共同的特质，而不是与大量动荡的不发达社会为伍。这是香港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广大内地民众真心希望香港保持与内地不同的政治制度，延续自己独特的社会风貌。人们不愿意看到香港“内地化”。我们相信，在香港国安法通过实施后，属于香港特色的那些东西只会得到更好的维护，东方之珠将更加璀璨。